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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連兩星期的版畫工作坊已完成，導師華欣從社區觀察和記錄的角度切入，版畫除了是一門藝術，也可以為時代做記錄。香港有版畫藝術家曾為已清拆的天星碼頭和菜園村創作版畫。華欣在工作坊上也展示了一幅由「點印社」製作的大型版畫，這是她和一班朋友花了一年時間的共同創作。版畫繪畫的是油麻地一間已結業的小店，畫布刻滿了不同人物和店內外的風景，也是社區記錄的一種。華欣分享了藝術家William Kentridge的話：「繪畫不僅僅是「美麗記憶」，它必須是真實世界某樣東西的印記。它不需要精確的描繪，但必須代表一種觀察，不是像情緒那種抽離的東西。」 學員今次在工作坊的創作也是一個小型的社區記錄，他們走進一個隱藏於鬧市中的山頭，觀察一草一木、街坊的互動，還有很多有趣的裝置，充滿民間智慧。學員創作的版畫各有主題，都是這個小社區的一個小角落，將各人作品拼湊在一起就成了這個社區的風景。「多謝你哋令我知道冇創作經驗的朋友都可以不同方法紀錄！大開眼界！」，「版畫將看似平凡的觀察及畫作，轉化得更有「故事」和情感，好玩！」學員如是說。 版畫過程製作繁複，構圖、拓印、刻版後，終於可以在版面滾上油墨，嘗試動手印。版畫的印製原理是透過壓力讓油墨吸附於紙張上，所以施加多少壓力，如何施加壓力，成品都有所不同。當然還有紙張的質感和油墨的多少，都會影響印製效果。學員掀起紙張一刻，充滿驚喜。有的效果不夠理想，導師說大家太斯文了，要再多一點壓力，要high pressure。用力多壓幾下，平均在版面上施加壓力，效果的確好很多。誰說高壓下不能產出有創意的作品。

《公開試當真》：電影與Youtube之別 第一次做紀錄電影的贊師傅（梁奕豪），把YouTube 真人騷《公開試當真》剪成長片搬上大銀幕。一樣的素材，面對不一樣的媒介與受眾需求，如何影響其呈現方式？在剪接上又有什麼不同考量？課堂中，贊師傅分享了《公開試當真》中的製作經驗。 贊師傅提到二者的主要分別，是角色與情節上的編排。「在Youtube中，很明顯我們的主角就是阿康；但在電影版中，我們更聚焦於許賢的角色，去探討他為什麼要開始這個拍攝？拍攝中，他留意到阿康什麼？然後再由阿康的身份，或者阿康面對的東西，去看回（許賢）自身。」贊師傅提到會有這種分別，是因為兩種媒介的受眾與形式上的不同。「做Youtube 片其實就是要吸引人去觀看，於是你要安排更多『爆位』、『笑料』，內容要更直白一點，要去想如何吸引人一直看下去；但電影版就是，你付了錢入場看，基本上就會一直看下去，所以在編排和調配上能有更多空間，讓我們能把焦點放在許賢身上，讓他去想自己為什麼會逼阿康溫書？原來是因為當年他也是這樣被逼，所有東西，就是從阿康身上，尋回自己。」雖然在Youtube上有娛樂上的考量，但贊師傅亦試圖在這些「笑料」中放入多一層訊息，結合娛樂性和啟發性：「我覺得笑料是一個引子，讓你去完成這件事，並不是單純為了笑而做的。就好像影片內的燒notes，為什麼要燒notes呢？大家會覺得燒notes畫面很好看，但在我的角度想的卻是，這是一個火化的儀式，就像親人離世一樣，你要去做一個儀式去忘記某種東西，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訊息放進了燒notes這個畫面裡。」Youtube與電影，前者講求娛樂性與速食性，後者則有更多空間去刻劃角色與訊息，在種種限制下，贊師傅嘗試從中取得平衡，去表達心中訊息。 另一個分別則是電影語言。課堂中，贊師傅播放片段，為大家展現同一情節中，Youtube版與電影版中音樂與剪接上的分別。「Youtube世界中，電影語言是被放棄的，你要告訴觀眾你要做什麼，因為YouTube可能就只是吃飯時開來聽聽聲音，觀眾未必經常會看着畫面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直白地服務觀眾，要用最直白的方式去呈現，在音樂上，這個位置煽情，就用多一點煽情音樂；而對白上也是，沒有多餘的對白，去令整件事豐富一點。 」 至於電影版，「電影版有一個時間去給你呈現電影語言，我們拔掉音樂，就算是很煽情的情節我們也不打音樂，然後用很多長鏡頭，對白中也留有很多呼吸位、停頓位。」贊師傅認為，有時紀錄片的真實性建基於「流暢度」：「有時候人說話未必那麼流暢，因為人說話就是偶爾會㪐㪐㩿㩿，但你反而會在這些不怎麼流暢的位置中看到真實的情感；但我們在YouTube片中，你會覺得這種不流暢是不協調的，是會讓人覺得，為甚麼我要看這條片。」在《公開試當真》中，這種電影語言上的分別道出了兩種媒介各自的特點與界限，為紀錄片的呈現手法帶來不同色彩。 在《公開試當真》中，贊師傅為大家示範了即使是同一個題材，同一堆素材，由於媒介與受眾需求的不同，最後帶出的訊息與效果亦不盡相同。可見在紀錄片的製作之路上，尚有更多的可能性留待大家發掘。

分享精華｜紀錄片導演之路 擁有不少紀錄片製作經驗的黃肇邦，作品涉獵不同社會議題，皆展現出濃厚的社會關懷。課堂中，他分享了自身成長經歷與際遇如何影響其創作觀，以及導演本人與其作品不可割裂之關係。 肇邦笑言自己成長於「龍蛇混雜」的葵涌邨：「每座大廈八層樓高，沒有電梯，一個單位大概一百呎大，沒有廁所，沒有廚房。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的，但我很嚮往那個年代的生活，因為那裡童黨、黑社會、精神病患者，什麼人都有，這些都是我的朋友。因為居住環境差，所以那時所謂的公共空間，就成了一個可以『霸地盤』的地方，我們很Organic，有什麼需求，就有什麼樣的供應。」成長於龍蛇混雜的基層地區，讓肇邦從小得以觀察形形式式的基層生活，成為他日後作品中社會關懷的重要根基。「之後由中五去到大學，我不斷打工，做了不同工作：傳菜、餐廳、賣波鞋......所以我與人交流為何會比較強一點？因為我做Sales，做傳菜，見識過不同人，有各種交流的機會，也看過各種的行為。所以我認為作為一個創作者，很多時候需要講人性，你要覺得人的陰暗面，都有善良的地方。若你永遠只認識某一個面向的人，其實你的創作的水平，或者你涵蓋的範圍，都會有限。」在成長的過程中，肇邦見盡人性的各種面向，啟發其對社會、人性的思考和理解，內心社會關懷的種子逐漸萌芽。 基於這樣的成長經歷，促使肇邦日後的紀錄片作品基本都圍繞着社會弱勢社群。從第一部紀錄長片作品《子非魚》，將鏡頭對準新移民基層孩子；到後來逐漸引來關注的作品《伴生》，紀錄了將逝長者與照顧者之間的生死牽絆。越來越多的作品，喚來越來越多的關注及曝光機會，肇邦卻直言：「當更多人認識我，更多人欣賞我的時候，我就不想做這些，我想做一些很純粹的記錄。」直至在2017年的時候，肇邦在Facebook上，看到患罕見結節性硬化症的36歲單親媽媽池燕蘭女士於立法會上，控訴僵化醫療制度的片段：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不甘心，我只有三十多歲，是否就要給這個病折磨至死？」片段為肇邦帶來震撼，促使其拍攝成了《3 cm》，以傳統的訪談形式，紀錄了結節性硬化症和其他罕見疾病患者掙扎求存的故事。肇邦直言以訪談方式作拍攝主調的決定，無疑是大膽的：「但《3 cm》讓我意識到，我的創作生涯不是為了達到某一個成就，得到某一個獎項和欣賞；而是為了讓人感受到，我怎樣去做我關心的主題，以及在做的過程中，我自己如何有所進步：這是我最關心的。」在紀錄的道路上，肇邦慢慢摸索出屬於自己的意義與方向，直至擺脫導演、職業和行業帶來的束縛，自由地做自己真正關心的主題。 回顧了整個紀錄片導演的職業生涯，肇邦談到作這麼長的自我介紹之原因：「為什麼我要說我自己呢？因為作者是很重要的，作者和作品，我覺得很難分割。」關於導演的身份，肇邦提到可分為三種：第一種是Creator，創作出這個作品的人；第二種是Survivor，為了在職場上維持導演這份職業，所以做出來的東西會有一定程度的框架；最後是thinker，是透過一套作品引導大家思考的人。「若你重新去看一個導演的所有創作，你會慢慢看清這個導演的人格，在認識過後，你們的問題、你們的批評、對作品的理解也可能會有不同。」即使導演身份會為創作帶來一定程度的限制，但肇邦始終選擇秉持原則與信念，堅守自己真正關心的拍攝主題與個人風格。透過肇邦的紀錄片作品，我們能看到的不僅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注，也是肇邦對自身成長與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，或許，這種人文關懷與創作信念，便是其作品顯得尤為動人的原因。 黃肇邦笑言自己成長於「龍蛇混雜」的葵涌邨，讓他從小得以觀察形形式式的基層生活，成為他日後作品中社會關懷的重要根基。「之後由中五去到大學，我不斷打工，做了不同工作：傳菜、餐廳、賣波鞋......所以我與人交流為何會比較強一點？因為我做Sales，做傳菜，見識過不同人，有各種交流的機會，也看過各種的行為。所以我認為作為一個創作者，很多時候需要講人性，你要覺得人的陰暗面，都有善良的地方。若你永遠只認識某一個面向的人，其實你的創作的水平，或者你涵蓋的範圍，都會有限。」在成長的過程中，肇邦見盡人性的各種面向，啟發其對社會、人性的思考和理解，內心社會關懷的種子逐漸萌芽。 #眾聲紀錄節 #紀錄片 #十方之地 #3CM #伴生 #子非魚 #黃肇邦

對於創作者而言，靈感是不可或缺之物。然而靈感應如何積累？周耀輝與文念中(阿Man)雖從事不同媒介的創作，但靈感來源皆與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與記錄悉悉相關。 作為詞人的耀輝，斬釘截鐵地指出不相信「天生」：「天生是一個偷懶的用詞。」既然靈感與創意非與生俱來，耀輝便經常從生活中累積靈感。「搭車不要只顧玩手機。不要忘記到處還有其他人，可能有兩個男人就在你的面前牽著手。」耀輝談到自己一次在歐洲坐火車的觀察，當時他的身旁坐了對年長的男女，兩人面對面坐着，讓耀輝忽然意識到二人雖身處同一時空，看見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風景。「逆向坐着的他，只會看到不斷遠去的風景；而順向坐着的她卻會看到來很多未知的前路迎面而來 。」此番光景非常觸動耀輝，於是便在簿上記錄下來，最後促成了歌曲《列車上對著坐的兩個人》。 除了生活上無意的紀錄，耀輝亦有刻意去為自己設下一些「紀錄習作」。談到作品《11段回家的路》：「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，每一天最遠去到哪裡？什麼時間回家？那條回家的路中間，你又遇過什麼？我就基於一個這樣的Starting Point 去做了一些紀錄。」比如每一天，耀輝都會在11點的時候拍一張照片。「11點的時候我跟誰人一起？可能還沒回家，抑或已經回家，然後我便會書寫了一些跟回家有關的細節，比如跟一個的士司機的對話。」這樣的細節讓耀輝在每天重複的回家過程中找到了差異，最終完成了《11段回家的路》。 身為美術與造型指導的阿Man，亦不乏需從日常中尋找靈感的時候。他憶述在拍攝電影《港囧》的時候，他與來自內地的導演對暴發戶的理解非常不同。於是二人就決定到尖沙咀廣東道觀察拍照，拍下最符合自己心中對暴發戶的想像的照片。最後阿Man拿着這些照片與導演溝通，選了幾張，成為了角色的參考。除了自己親身作記錄，阿Man亦會從他人的紀錄中參找創作靈感。他笑言，「記得那時拍攝《春光乍洩》，剛剛抵達阿根廷的時候，王導演不准機器組的人回酒店，要大家去遍布宜諾西亞利斯的夜店，告訴他哪裡好玩，有什麼特別，不准回來。」而自己則沒那麼幸運，要留在公司工作，於是便在大學借了攝影師Nan Goldin的書作參考。「Nan Goldin經常遊走於紐約一些低下階層，與他們共同生活，描繪吸毒，暴力，性愛的瞬間。」這些充滿真實細節的照片成為了《春光乍洩》重要的參考元素，甚至電影中，何寶榮（張國榮飾）的酒店房間的牆紙、黎耀輝（梁朝偉飾）的床、廁所的瓷磚，都是參考攝影集中那些紐約地下藝術家的房間而設計的。 藝術源於生活。無論是親身紀錄，還是他人的紀錄，俱能成為創作的靈感來源。日常生活中，不妨放下手機，多觀察記下身旁事物，在相同的場景中，也能找到獨一無二的意義。 延伸閱讀 列車上對坐著的兩個人｜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8c3m4Eedis 11段回家的路｜ https://www.artus.com.hk/media/doc/artist_in_residence/artist/Chow%20Yiu%20Fai%20Artist%20In%20Residence_updated%20QR%20code.pdf Nan Goldin｜ https://www.moma.org/artists/7532-nan-goldin

同為書寫「物」的文字工作者，嘉俊與美姿一個書寫「食物」，一個書寫「人物」。然而茫茫人海、芸芸眾生，到底如何從一碗看似普通的雲吞麵、一碗平平無奇的小米上，找到引人入勝的故事呢？對談中，嘉俊與美姿各自分享了「物」背後的故事發掘。 「飲食是一種文化。」在大學任教飲食文化的嘉俊，直言飲食並不僅是「色、香、味」，而是能延伸到很多事物之上：「我經常鼓勵學生用他們的本科去構想其與飲食的關係：營養學、建築學、人類學、甚至體育......數下去，其實都跟飲食有關。」以雲吞麵作例，嘉俊便說到雲吞麵其實與時代有着不可割裂的關係。「在我們或是更早的年代，大家都是吃雲吞麵長大的，家家戶戶都吃雲吞麵。但現在這代人，都是吃譚仔酸辣米線長大，甚至忘記了雲吞麵的味道。」嘉俊直言，雲吞麵的精粹在於「淡」，「但我看到現在很多學生，他們吃雲吞麵都要加三 羹 辣油、兩 羹 醋。」後來嘉俊才發現，這種雲吞麵吃法上的變化，是跟這個時代有關，「酸辣成為了現在飲食的主流，令大家漸漸忘記了什麼是『淡』。」三言兩語間，嘉俊道盡了雲吞麵與時代的關係，為大家示範如何從文化習慣中切入，發掘出雲吞麵背後的故事。 除了文化習慣，嘉俊更將食物聯想到社會問題。「不知大家有否留意到，近期有很多粥店倒閉了：鰂魚涌金峰沒有了，添財記也倒閉了。」言談間，嘉俊不無感慨：「曾經白粥十二元一碗，放到現在，要人煮，要洗米，就算機器也要用電，不可能繼續賣十二元。那麼粥又可不可以變成五十元、八十元一碗呢？拉麵一直在加價，一百元、一百五十元；越南粉也要賣到八、九十元，大家好像都能接受；但八十元一碗煮得很好的粥，大家好像就不能接受了。到底為什麼會這樣？」從白粥的沒落中，嘉俊看到的是社會的變遷：大眾口味的改變、成本的上漲、甚至是現代人對健康的關注——升糖指數過高，都注定了白粥的路會越走越崎嶇。一碗白粥，背後反映着社會的各種現象問題，在嘉俊口中，又成為了一個值得深究的故事。 作為人物專訪記者，美姿亦會嘗試從「食物」切入「人物」：「很多時候，食物的確是一個我會利用的渠道，因為食物那種共鳴感是最容易找到的。比如我講一個人，他的人生是屬於他的故事，你未必真的那麼快可以進入；但如果他講某種食物、某種味道，大家可能都吃過，你很容易透過食物取得共鳴了。」美姿回憶起當年訪問陳之藩的太太童元方，「那時候在她家裏看見很多黃色的小米，我感到很奇怪，因為一般大家都是吃白米；後來一問才知道，原來是因為那時陳之藩的身體已經很虛弱，所以營養師着他吃小米，營養一進腸胃就能吸收。」美姿以食物作為一種切入，刻劃出陳之藩先生晚年的生活狀況。「提到味道，童元方這樣跟我形容：她很懷念陳之藩身上的香味。因為晚年中風，陳之藩須長期吊着營養奶，於是身上總是散發奶香；後來她與工人又經常找來一些薄荷葉，為陳之藩抹拭身體，於是陳之藩身上，總是混雜着奶香與薄荷清香——她很懷念這種味道。」美姿直言，這些有關食物、有關味道的細節很重要，「食物與味道，是一種能牽起回憶的東西，有時可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；而當我們再進一步去問到那個關係的時候，故事此時就會呈現。」正是透過食物與味道，美姿從中發掘出陳之藩與童元方之間深厚的感情，引起大家共鳴。 食物——不僅僅是舌尖上的享受，更是文化、歷史與情感的交匯點。無論書寫食物還是人物，真正引人入勝的，是在平凡之物中，挖掘出深刻的故事，將看似普通的味道轉化為人生的厚度與溫度，描繪出人生百態、千般滋味。 #眾聲紀錄節 #字字研究所 #呂嘉俊 #鄭美姿 #食物 #人物故

除了從個人出發，紀錄如何為集體產生意義？對於生我們育我們的這座城市——香港，耀輝和阿Man俱有不同的印象和憶記，並且將這些憶記放在了各自的作品裡，試圖引起同在這座城市長大的人的共鳴。 阿Man直言電影《香港仔》的場景設計源於自己小時候在北角讀書的記憶。「當初收到劇本，上面有一句：『香港仔是一個紙紮城市。』然後便沒有了，再也沒有關於紙紮城市的任何描述。」單憑這麼一句話，阿Man要如何建造出整套電影的場景設計呢？不知為何，「紙紮城市」這四個字讓其想起了小時候在北角讀書的時光。「我小時候在北角讀小學，有個同學住在皇都戲院一帶，那邊有個商場，樓上可以打桌球。我們沒錢打桌球，於是便整群學生在玩捉迷藏，穿來插去，從一樓走到二樓，從此處走到那處......所以我很熟悉北角那一帶，尤其是春秧街市。」阿Man感到很有趣，為什麼電車可以街市中穿插？加上那些設計特別的天橋，讓阿Man對北角這個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於是阿Man特意回到北角，拍下許多照片，那些路，那些電車，那些天橋，那些掛在窗口式冷氣機上的衣服......嘗試將眼前這幅光景與童年時穿梭其中的那個北角扣連，再以此作為參考，建造了《香港仔》中的紙紮城市。 「我想將那個時間的北角，留在電影之中。」 耀輝的作品同樣與城市悉悉相關。「你很難不去講它（城市）的。就算你不講，很多時候我們做人，包括戀愛的經驗，都和這個城市有關。」耀輝談到自己寫過很多與「屋邨」有關的詞作，皆與自身在徙置區成長的經歷有着不可割裂的關係。為歌手泳兒所寫的《給我一個家》中，耀輝描寫了女主人翁渴望婚姻，卻又為屋邨內家家戶戶的爭吵而感到恐懼。「我（女主人翁）看一看自己住的地方，四周有哪戶是乾淨企理的？又有哪戶不是充斥着爭吵聲？ 有哪戶是個理想家庭，令我有信心去跟你成家立室呢？我們的戀愛，其實與整座城市的居住環境很有關係。」耀輝將自己在徙置區成長的經歷放在作品之中，描繪出城市紛雜的屋邨中的戀愛關係。在為歌手蔣雅文和李日朗所寫的《有天屋邨落雪》中，同樣以「屋邨」為材，耀輝卻在其中加入了超現實的浪漫元素，「在擁擠屋邨中，有天它竟然會下雪，下雪對一個在亞熱帶長大的人，是一個很奇妙的經歷。」耀輝以「屋邨」和「雪」書寫了在這座城市中生活的平凡與困難，以及困難中仍憧憬着浪漫的美好想像，將自身對城市、屋邨的憶記和想像，放在了歌曲裡。 「Miss這個詞有兩個意思，一個是『失去』，另一個是『掛念』。」然而，我們應如何掛念已經失去了的城市？惟有透過紀錄，透過熱愛着這座城市的每一個我們的紀錄，將那些我們在意的、關懷的，屬於這座城市最美好的核心價值以各種形式記下，才能再次拼湊出那幅我們曾深深懷念並引以為傲的光景，並將這幅光景承傳下去。 延伸閱讀 《香港仔》｜ https://www.imdb.com/title/tt3429014/ 泳兒《給我一個家》｜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YJtmNW0-b8 蔣雅文、李日朗《有天屋邨落雪》｜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8ldMOxGNxM #眾聲紀錄節 #周耀輝 #文念中 #如果記錄是一種信仰

紀錄，為個人和集體構成意義，然而這又是否代表着我們必須帶着各種宏大目的去紀錄呢？又基於何種出發點、使用何種方式，才算得上是好的紀錄？面對觀眾熱情的提問，耀輝和阿Man亦分享了各自對「紀錄」這個行為本身的一些看法。 身處這個隨時隨地可以「打卡」的時代，阿Man慨歎：「以前想要記錄東西，是真的要背著相機，然後還要買菲林，晒相又很貴......反正就是相對來說沒那麼容易的。」雖然紀錄的代價在這個時代不再「沉重」，但阿Man對於紀錄的形式仍持開放態度。「紀錄的意義體現在於他人面前展示。」手機的發展讓大家可以隨心紀錄身邊發生的一切，社交媒體的出現則提供了向他人展示紀錄之物的平台。對於『打卡』行為的好壞眾說紛紜，而阿Man的態度則是：「起碼很多人可以看到。偶爾走在路上，我仍然想要紀錄一些東西。相機又好，手機也罷，我不認為在紀錄這件事上，使用什麼Medium（媒介）有一個界限。」至於「紀錄的目的性」，阿Man則認為在有意識地紀錄一件事的情況下，我們必然會帶着一些前設，「然而在紀錄的過程中：在火車上遇見的一些風景、被觸動的一些想法，則是偶然而沒有前設的，」而這些卻也能反過來成為紀錄的意義。紀錄的過程不僅僅是主動捕捉所見所聞，還包括那些無心插柳的瞬間，或許在阿Man心中，正是這種意料之內與意料之外的交織碰撞，構成了「紀錄」這個行為的本身。 耀輝則從「打卡」現象談到「紀錄的目的性」。對於「打卡」，耀輝的態度似乎不像阿Man來得開放隨意：「我拉得遠一點，我們現在用很多手機，用很多數據，其實是在耗費許多電力。」耀輝笑言自己無意讓大家在拍照的瞬間感到罪疚；但或許我們都必須認清這個行為的背後，其實有着無形的消耗與犧牲。「所以我想說的，始終是『你關心的是什麼』。」既然有犧牲，就必須要思考到底是為了什麼在犧牲。「我會覺得我現在紀錄了的東西，十年之後人們回看時，應該要從中看到時代的縮影：那時候是這樣嗎？原來與現在完全不同。」。耀輝憶述自己當年寫的《忘記他是她》，其實是紀錄了那個時代對性別、情慾很強烈的一些禁忌與偏見。「你放到現在來看，會發現（這些禁忌與偏見）竟仍不過時，就很可悲。」耀輝直言紀錄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提醒，「你若問我到底要紀錄什麼，可能你要問自己，你到底在關心什麼？十年後，如果有人看到你的作品，你是否成全了你的關心？ 這些紀錄又是否值得提出來？」面對紀錄的行為與目的，耀輝始終認為，紀錄不僅僅是為了記住當下，更重要的是對所關注事物的回應與承諾。 在這個人人皆可「打卡」的時代，如何紀錄、為何紀錄，或許並無標準答案；然而，唯有在內心埋下詰問，我們的紀錄才不會流於表面，而能為過去與未來譜寫意義。 “We are what we keep, we care what we keep.” 這些有意無意、或渺小或宏大的紀錄構成了我們，而我們又構成了整個集體。於此，一個時代的面貌，在每一個人的努力下悄悄形成。 延伸閱讀 達明一派《忘記他是她》｜ https://www.kkbox.com/hk/tc/song/0qKK-RrqkH9Q_P_a2b 【開幕講座精華（一）| 紀錄作為靈感來源】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p/1M3kZwEXtC/ 【開幕講座精華（二）| 紀錄作為城市記憶】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p/1J6fiXgMUe/ #眾聲紀錄節 #周耀輝 #文念中 #如果記錄是一種信仰

美姿和嘉俊，各自以飲食切入不同角度，發掘故事。然而對於看似平凡的飲食，我們應如何觀察？觀察過後，又應以何種方式、何種原因呈現？二人對於飲食的觀察與呈現，各自有着不同的經驗見解。 對嘉俊而言，其書寫飲食的目的在於呈現社會真實，而一切的前提皆建基於敏銳而深入的觀察。「我發現社會上充斥着很多沒有營養、甚至虛假的資訊——有關飲食的猶為嚴重。」嘉俊以「老店結業」作例，「你在網上搜尋『老字號』結業，那些報導一定都在說什麼『香港容不下一家老店』、『經濟差賺不了錢』、『沒有年輕人入行』云云。但事實真是如此嗎？只要你有機會進廚房，嘗試觀察整個製造過程，就會知道這些資訊孰真孰假。」嘉俊笑言自己認識很多老店的老闆，「其實他們大多都很有錢，手持幾個地舖，所以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因為錢的原因。」嘉俊更觀察到很多香港老店結業，都與「家族傳承」有關。「就像日本那些師傅，他們通常會將店舖傳承給真正掌握了那個手藝的徒弟；而華人社會卻有個習慣，就是總是要傳給有血緣關係的人——不論他們有能力興趣與否。」在嘉俊眼中，「家族傳承」與「老店結業」脫不開關係：在這樣的情況下，「老字號」走向沒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至於「沒有年輕人入行」，嘉俊亦指出人手其實不是最大問題。「我問過很多老店老闆，他們都說請人其實並不困難；就算是洗碗，現在也有很多機器、很多中央工場輔助，不構成問題。」舉了許多例子，其實嘉俊想說的，不外乎是「觀察」與「Fact check」：「從飲食這個缺口中，我們看到很多香港的社會問題、很多假消息、很多不盡真確的事。而我想說的是，不要相信網絡的主流氛圍，而是保持好奇心去觀察，去fact check，然後你便會發現這些問題的背後，根本不是源於網絡流傳的那些很直線、很籠統的原因。」作為飲食從業員，嘉俊觀察飲食、紀錄飲食，為的只是希望寫多一些真確的東西，令大家令夠追查到正確、有深度的事實，跳出固有印象與慣性思維。 作為人物專題記者，美姿則始終以人為本，冀從對飲食的觀察中書寫出令人動容的人物故事。除了童元方與陳之藩的溫馨回憶，美姿亦提到另一次訪問中大人類學教授Gordon Mathews的深刻經歷，「有一天我去了他在中大的辦公室，甫一進門，便注意到他鋪在牆角的灰色地毯上，有一片很深的污漬。」記者的直覺告訴美姿這片污漬並不簡單，「按理說，一個用了十幾二十年的辦公室，有污漬其實並不出奇；但當時我就是覺得它很礙眼。」繼續環顧，美姿又發現到Gordon Matthews在辦公室的地上放了很多可樂，「我立刻就問他為什麼，以及那片污漬是什麼。」誰料這一問，便牽起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：「他告於我，自己七歲時便確診了一型糖尿病。糖尿病人最忌血糖升高，於是他寧願低血糖也不願高。」然而不像高血糖的無甚徵狀，低血糖的反應通常來得激烈：「你會流汗心悸、暈眩得天花亂墜、血糖只要低一點便會有很多這樣的病徵；所以長年靠吃很少東西來降低血糖的Gordon Mathews，便經常會因為低血糖而跌倒在地。而這時他最需要的，便是一枝觸手可及的可樂，以便即時補充血糖。」在這樣的原因下，我們不難想像出那片污漬，是Gordon Mathews在虛弱顫抖的狀態下，把可樂傾瀉而出所造成。一枝可樂、一片污漬，背後隱藏的，竟是一段如此獨特的經歷，「有時一點觀察、一道問題，很可能會為你帶來意料之外的東西。」從童元方對陳之藩的味道記憶，到Gordon Matthews教授的可樂污漬，美姿皆以細緻的觀察為起點，敏銳地捕捉食物與人物之間的連結，從而豐滿了筆下每一個人物，為讀者呈現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。 這些有關飲食的書寫，無論最終回歸社會還是個人，都必須靠着敏銳的觀察來捕捉細節，才得以呈現。「民以食為天」，正是因為飲食作為人類生活最平凡的一部分，我們才更需要去認真觀察、重新審視，才能從中發現缺口，書寫出具有深度和溫度的動人故事。 #眾聲紀錄節 #字字研究所 #呂嘉俊 #鄭美姿 #食物 #人物故